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缥缈:政经夹缝中的通胀问题----来源:《南风窗》杂志 200791期
发布日期:2021-07-19 19:58   来源:未知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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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aohe] 于 2007-8-28 15:04:34 加贴在 笑谈股筋 ↑ 进入xiaohe的博客

  --劳动所得比重较低,资本所得比重较高,也是现行发展方式难以转变的一个重要根源。--

  除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短暂的三、五年外,我国自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以来,劳动所得在国民经济分配中,一直存在着地位下降或地位较低的状况。这种利益格局导致了较快的投资增长,以及以投资需求和出口拉动为主的发展形式。当前实施发展转型,必须逐渐转变劳动所得占GDP比重较低的利益格局。

  改革开放以前,城乡劳动者的人均收入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全国城镇职工人均工资,1952至1978年增长10.3%,平均每年仅增长0.4%。而全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1957至1978年只增长45.38元,平均每年只增长2.6%。

  这种格局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国民经济消费和积累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加快,增长质量较差,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长期以来几乎没有得到什么改善”(原……中央副主席1979年语)。

  改革开放的头几年,真正是劳动者的春天。农村由于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大幅提高;城市由于提高职工工资和实行企业改革,工资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但从1983年开始,由于劳动在要素竞争中的弱势地位,劳动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大幅下降,根据我的计算,2005年我国劳动所得占GDP的比重仅为36.2%,比1983年下降19.8个百分点,比1978年也下降了5.4个百分点。

  目前,我国劳动所得占GDP的比重,大致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或更低。即使考虑到统计局所做的城乡人均收入调查有可能存在较大偏差,那么从2005年最终消费只占GDP的36.1%这一数据,也可以看出劳动所得占GDP比重较低的结论是可以成立的。

  劳动所得比重的下降就是资本所得和政府收入的提高,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1983至2005年,资本所得和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上升了19.8个百分点,比1978年则上升了5.4个百分点。同时根据我的推算,其中资本所得2005年比1978年大致上升了20个百分点。

  平心而论,纯以增长而言,劳动所得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速度是不算低的,然而与人均GDP增长速度比较就逊色多了。1978至2005年,扣除物价因素,我国人均劳动收入年均增长6.7%,是一个比较出色的指标。

  但这里必须注意到两点,一是在1978年时,我国人均劳动所得正处于较低水平,从拨乱反正角度来说,劳动所得增长适当快一些也是应该的;二是同期我国人均GDP增长速度为8.4%,高出人均劳动所得增长速度1.7个百分点,因此,尽管人均劳动收入增长速度并不低,但由于与人均GDP增长速度差距的长期累积,还是导致了严重的分配问题。

  这种分配格局的积极效应,就是加快了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劳动所得比重较低成为中国改革发展的加速器。

  首先是资本所得增长较快加快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产权体系的建立,在较短时间内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大厦。

  其次是劳动成本较低提高了中国产品竞争力,如美国和日本,2002年劳动者报酬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8.2%和53.2%,而当年我国则只有38.4%,因此仅从国民经济分配角度而言,中国产品和劳务的劳动成本比美国和日本低三分之一。

  再是资本利润率较高增强了企业扩大再生产能力,如美国和日本,2002年资本所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8.2%和35.0%,而我国大致占40%以上,这可以等效理解为我国企业的利润率至少高于美国和日本2个百分点以上,企业有更多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产权明晰形成的活力,与低成本竞争力和高利润扩张力相结合,促进了企业销售收入和利润增长,推动中国经济形成了长期持续的快速发展。

  首先是消费比重过低,投资比重过高,出现了投资增长自行创造投资需求的不良循环;其次是国内经济过分依赖出口,出现了发展中国家持有巨额外汇储备的不合理现象;再是扩大了收入差距,出现了如何保持长期稳定增长与维护社会稳定的悬念。在这些情况下,虽有较高的人均GDP,但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却相对较少。

  由此进一步产生三个问题。一是增长形式问题,即究竟是以消费增长为主要动力,还是以出口和投资为主要动力;二是增长目的性问题,即到底是为出口和投资而增长,还是为满足国内人民群众消费需求而增长;三是实施执政治国根本理念问题,即如何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以人为本,充分体现在国民经济分配结构中。

  显然,已往20多年的利益格局,是为了服从长期改革发展需要形成的一种阶段性利益结构,必须随着改革发展进展而逐渐予以调整。

  而且,劳动所得比重较低,资本所得比重较高,也是现行发展方式难以转变的一个重要根源。

  为什么粗放式增长方式能长期存在,就是因为要素价格长期较低,因此不需要向集约式生产方式转变,企业财务状况也能较好;为什么低层次产业为主的格局能长期存在,就是因为要素价格低导致成本较低,因此长期以低层次产业为主也能取得较高利润。在这些状况下,企业必然缺乏向集约式生产方式转变和优化提升产业结构的内在动力,所以发展转型也必须转变利益格局。

  令人可喜的是,要素竞争关系会因约束条件变化而变化,我国当前已出现了劳动所得比重开始上升的局部迹象。2001至2005年,城镇人均劳动收入年均增长12.2%,高出人均GDP年均增长率1.3个百分点。2006年城镇人均劳动收入增长,从已发布的数据推测,大致略高于人均GDP增长,不过农村人均劳动收入增长仍较慢。

  浙江的人均劳动收入增长与人均GDP增长具有更大差距,这说明浙江的劳动所得比重更是低于全国,资本所得比重则是高于全国。

  仅以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作简略分析,1980至2006年,浙江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7%,人均GDP年均增长12.0%,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4.3个百分点,而同期全国仅高出2.0个百分点。

  虽然区域经济不能与全国作简单类比,但从这一较大差距看,浙江利益格局不合理程度高于全国。

  逐渐转变劳动所得占GDP比重较低的利益格局,优化调整劳动与资本的分配关系,已成为当前事关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的重大问题。政府应积极创造有利于劳动收入、特别是有利于农民和农民工收入增长的经济社会环境。

  一是适当加快人民币升值进程。长期保持较低的汇率水平的本意是增加就业,促进增长,但在达到这一目的的同时,也改变了国内供求关系,使得全社会价格水平,没有因为效率的较快提高,而从计划经济时期“虚高”水平上走下来,从而降低了国内人民群众在工资不变情况下的实际消费水平。

  而在出口方面,则把国内要素价格较低的多半好处,以不断降价的方式转让给了国外。同时又由于效率提高快于出口价格下降,因此资本得到了低汇率的较多好处。

  适当加快人民币升值,虽然会存在着弱化出口商品竞争力的悬念,但由于我们具有较大的价格优势,因而仍能在一个时期内保持足够的出口竞争力,这两年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适当加快人民币升值进程,有可能降低企业利润率,这就会改变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的比例关系;同时促使企业关注国内市场,降低国内市场价格,提高国内实际消费水平。

  二是转变地方政府重资轻劳的行为特征。长期来,政府在高度关注企业发展,千方百计招商引资,积极重奖经营者个人,实施各种促进投资的政策,实行多种税收优惠政策的同时,对于劳动却表现出有意无意的忽略。劳动执法不严,欠薪普遍,明目张胆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严重事件时有发生。地方政府在充分享用农民工创造的劳动剩余的同时,以种种理由不让或少让农民工享受医疗、教育、社会保险等公共服务。

  劳动和工资的分配关系是一个微观经济问题,总体而言是市场决定的。对于政府来说,重要的是应在劳动和资本之间保持依法保护各自合法权益的公正立场。积极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建立有利于工资增长的促进机制。政府依法增加一分对资本的关怀,也应依法增加一分对劳动的呵护。

  三是加快推进国有企业和要素配置改革。当前我国经济在加工工业方面,已经以民间企业为主体,但在基础产业方面,仍以国有企业为主,因此基础产业的产品价格仍然偏高,另外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水平也仍较低。

  由于整个国民经济仍然建立在一个没有实现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效率相对较低的基础产业,以及建立在资金、土地配置效率仍较低的基础之上,因此,尽管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国民经济运行仍然存在效率偏低,物质和劳务产品的整体价格水平偏高等问题,而这些都在相当程度上阻碍着实际收入提高和居民消费增长。

  这同时也阻碍了城乡居民创办微利型中小企业,以至当前我国人均企业数甚至少于新中国建立初期,进一步影响了人均收入的提高。因此,当前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着力提高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

  四是多渠道积极提高农民工实际收入。当前优化劳动和资本的分配关系问题的重点,是切实提高农民工实际收入。一是加强劳动执法,严格执行劳动用工的各项规定;二是加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全面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以政府的行政措施迫使企业主增加职工实际收入;三是加快提高农民工享受政府公共服务的水准,提高农民和农民工素质,确立实现农民工公共服务与当地市民均等化的时间进程。

  这些措施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更需要由中央政府作出一系列全国统一实施的举措。(卓勇良为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这一期杂志正在卖,请暂时不要贴到其他地方。谢谢。)

  扭转劳动所得在GDP中的利益格局--------------------------------------------------------------------------------[xiaohe] 于 2007-8-28 15:04:34 加贴在 笑谈股筋 ↑ 进入xiaohe的博客扭转劳动所得在GDP中的利益格局来源:《南风窗》杂志 2007.9.1期 作者: 卓勇良--劳动所得比重较低,资本所得比重较高,也是现行发展方式难以转变的一个重要根源。--除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短暂的三、五年外,我国自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以来,劳动所得在国民经济分配中,一直存在着地位下降或地位较低的状况。这种利益格局导致了较快的投资增长,以及以投资需求和出口拉动为主的发展形式。当前实施发展转型,必须逐渐转变劳动所得占GDP比重较低的利益格局。分配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前,城乡劳动者的人均收入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全国城镇职工人均工资,1952至1978年增长10.3%,平均每年仅增长0.4%。而全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1957至1978年只增长45.38元,平均每年只增长2.6%。这种格局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国民经济消费和积累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加快,增长质量较差,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长期以来几乎没有得到什么改善”(原……中央副主席1979年语)。改革开放以来,进一步出现了劳动所得占GDP比重下降的趋势。改革开放的头几年,真正是劳动者的春天。农村由于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大幅提高;城市由于提高职工工资和实行企业改革,工资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从1983年开始,由于劳动在要素竞争中的弱势地位,劳动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大幅下降,根据我的计算,2005年我国劳动所得占GDP的比重仅为36.2%,比1983年下降19.8个百分点,比1978年也下降了5.4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劳动所得占GDP的比重,大致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或更低。即使考虑到统计局所做的城乡人均收入调查有可能存在较大偏差,那么从2005年最终消费只占GDP的36.1%这一数据,也可以看出劳动所得占GDP比重较低的结论是可以成立的。劳动所得比重的下降就是资本所得和政府收入的提高,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1983至2005年,资本所得和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上升了19.8个百分点,比1978年则上升了5.4个百分点。同时根据我的推算,其中资本所得2005年比1978年大致上升了20个百分点。平心而论,纯以增长而言,劳动所得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速度是不算低的,然而与人均GDP增长速度比较就逊色多了。1978至2005年,扣除物价因素,我国人均劳动收入年均增长6.7%,是一个比较出色的指标。但这里必须注意到两点,一是在1978年时,我国人均劳动所得正处于较低水平,从拨乱反正角度来说,劳动所得增长适当快一些也是应该的;二是同期我国人均GDP增长速度为8.4%,高出人均劳动所得增长速度1.7个百分点,因此,尽管人均劳动收入增长速度并不低,但由于与人均GDP增长速度差距的长期累积,还是导致了严重的分配问题。为谁而增长这种分配格局的积极效应,就是加快了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劳动所得比重较低成为中国改革发展的加速器。首先是资本所得增长较快加快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产权体系的建立,在较短时间内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大厦。其次是劳动成本较低提高了中国产品竞争力,如美国和日本,2002年劳动者报酬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8.2%和53.2%,而当年我国则只有38.4%,因此仅从国民经济分配角度而言,中国产品和劳务的劳动成本比美国和日本低三分之一。再是资本利润率较高增强了企业扩大再生产能力,如美国和日本,2002年资本所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8.2%和35.0%,而我国大致占40%以上,这可以等效理解为我国企业的利润率至少高于美国和日本2个百分点以上,企业有更多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产权明晰形成的活力,与低成本竞争力和高利润扩张力相结合,促进了企业销售收入和利润增长,推动中国经济形成了长期持续的快速发展。负面效应比较复杂,且是在长期累积中影响经济社会发展。首先是消费比重过低,投资比重过高,出现了投资增长自行创造投资需求的不良循环;其次是国内经济过分依赖出口,出现了发展中国家持有巨额外汇储备的不合理现象;再是扩大了收入差距,出现了如何保持长期稳定增长与维护社会稳定的悬念。在这些情况下,虽有较高的人均GDP,但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却相对较少。由此进一步产生三个问题。一是增长形式问题,即究竟是以消费增长为主要动力,还是以出口和投资为主要动力;二是增长目的性问题,即到底是为出口和投资而增长,还是为满足国内人民群众消费需求而增长;三是实施执政治国根本理念问题,即如何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以人为本,充分体现在国民经济分配结构中。发展方式的根源显然,已往20多年的利益格局,是为了服从长期改革发展需要形成的一种阶段性利益结构,必须随着改革发展进展而逐渐予以调整。而且,劳动所得比重较低,资本所得比重较高,也是现行发展方式难以转变的一个重要根源。为什么粗放式增长方式能长期存在,就是因为要素价格长期较低,因此不需要向集约式生产方式转变,企业财务状况也能较好;为什么低层次产业为主的格局能长期存在,就是因为要素价格低导致成本较低,www.gs5w.cn,因此长期以低层次产业为主也能取得较高利润。在这些状况下,企业必然缺乏向集约式生产方式转变和优化提升产业结构的内在动力,所以发展转型也必须转变利益格局。令人可喜的是,要素竞争关系会因约束条件变化而变化,我国当前已出现了劳动所得比重开始上升的局部迹象。2001至2005年,城镇人均劳动收入年均增长12.2%,高出人均GDP年均增长率1.3个百分点。2006年城镇人均劳动收入增长,从已发布的数据推测,大致略高于人均GDP增长,不过农村人均劳动收入增长仍较慢。浙江的人均劳动收入增长与人均GDP增长具有更大差距,这说明浙江的劳动所得比重更是低于全国,资本所得比重则是高于全国。仅以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作简略分析,1980至2006年,浙江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7%,人均GDP年均增长12.0%,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4.3个百分点,而同期全国仅高出2.0个百分点。虽然区域经济不能与全国作简单类比,但从这一较大差距看,浙江利益格局不合理程度高于全国。转变利益格局逐渐转变劳动所得占GDP比重较低的利益格局,优化调整劳动与资本的分配关系,已成为当前事关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的重大问题。政府应积极创造有利于劳动收入、特别是有利于农民和农民工收入增长的经济社会环境。一是适当加快人民币升值进程。长期保持较低的汇率水平的本意是增加就业,促进增长,但在达到这一目的的同时,也改变了国内供求关系,使得全社会价格水平,没有因为效率的较快提高,而从计划经济时期“虚高”水平上走下来,从而降低了国内人民群众在工资不变情况下的实际消费水平。而在出口方面,则把国内要素价格较低的多半好处,以不断降价的方式转让给了国外。同时又由于效率提高快于出口价格下降,因此资本得到了低汇率的较多好处。适当加快人民币升值,虽然会存在着弱化出口商品竞争力的悬念,但由于我们具有较大的价格优势,因而仍能在一个时期内保持足够的出口竞争力,这两年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适当加快人民币升值进程,有可能降低企业利润率,这就会改变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的比例关系;同时促使企业关注国内市场,降低国内市场价格,提高国内实际消费水平。二是转变地方政府重资轻劳的行为特征。长期来,政府在高度关注企业发展,千方百计招商引资,积极重奖经营者个人,实施各种促进投资的政策,实行多种税收优惠政策的同时,对于劳动却表现出有意无意的忽略。劳动执法不严,欠薪普遍,明目张胆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严重事件时有发生。地方政府在充分享用农民工创造的劳动剩余的同时,以种种理由不让或少让农民工享受医疗、教育、社会保险等公共服务。劳动和工资的分配关系是一个微观经济问题,总体而言是市场决定的。对于政府来说,重要的是应在劳动和资本之间保持依法保护各自合法权益的公正立场。积极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建立有利于工资增长的促进机制。政府依法增加一分对资本的关怀,也应依法增加一分对劳动的呵护。三是加快推进国有企业和要素配置改革。当前我国经济在加工工业方面,已经以民间企业为主体,但在基础产业方面,仍以国有企业为主,因此基础产业的产品价格仍然偏高,另外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水平也仍较低。由于整个国民经济仍然建立在一个没有实现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效率相对较低的基础产业,以及建立在资金、土地配置效率仍较低的基础之上,因此,尽管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国民经济运行仍然存在效率偏低,物质和劳务产品的整体价格水平偏高等问题,而这些都在相当程度上阻碍着实际收入提高和居民消费增长。这同时也阻碍了城乡居民创办微利型中小企业,以至当前我国人均企业数甚至少于新中国建立初期,进一步影响了人均收入的提高。因此,当前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着力提高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四是多渠道积极提高农民工实际收入。当前优化劳动和资本的分配关系问题的重点,是切实提高农民工实际收入。一是加强劳动执法,严格执行劳动用工的各项规定;二是加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全面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以政府的行政措施迫使企业主增加职工实际收入;三是加快提高农民工享受政府公共服务的水准,提高农民和农民工素质,确立实现农民工公共服务与当地市民均等化的时间进程。这些措施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更需要由中央政府作出一系列全国统一实施的举措。(卓勇良为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这一期杂志正在卖,请暂时不要贴到其他地方。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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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aohe] 于 2007-8-28 14:59:44 加贴在 笑谈股筋 ↑ 进入xiaohe的博客

  8月21日晚间,中国央行发布了本年内第四次加息的消息,称22号起,国内人民币存款和贷款利率分别各自上调0.27和 0.18的百分点。 央行称,加息是为了“合理调控货币信贷投放,稳定通货膨胀预期”。

  央行的加息声明,并没有直白的表达它对当前经济走势的判断。此前8月6日公布的7月通货膨胀率指标CPI上涨 5.6%,表明今年CPI已经连续5个月同比上涨达到3%以上。

  因为通货膨胀的社会含义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当前引发的讨论涉及的人群之广、意见分歧之大,和过往的许多经济话题都有所区别。

  然而,在各种不同角度的审视潮中,如果把通胀放回到经济学的规范研究中,也许会见到些端倪。

  曾担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国首席代表的约翰.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 博士,现任瑞银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研究。日前,应《南风窗》邀请,安德森博士就当前的中国经济问题作了深入解答。

  安德森:对这个问题,我没有很特别的担心。到目前为止,没有足够数据显示一些食品价格的大幅上升,是宏观经济系统运行的结果。通过分析经济数据,我感觉当前的局势和2004年的一段时间有些相似,高通胀会暂时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在今年第四季度,我们预计通货膨胀会回归。我们不只是参考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瑞银有自己的统计系统,独立的数据来源。

  事实上,在过去的5年里,中国的食品价格一直有波动,但连续下来,走的是一个上行曲线,价格在上扬。我们研究测算过,这一食品价格上行的趋势,至少在下一个五年,同样会持续。不过,我们测算的结构性食品价格的上涨幅度大概在每年5%左右。

  最近中国发布的数字显示单月食品涨价同比达到了11% ,但目前看来,它是受短期或者局部因素影响的。如果没有更多证据说明,通胀在结构性蔓延,覆盖向主要的通胀参数产品,我们的分析就还会倾向于在今年年底通胀会回归,这不排除8月和9月的数字出来后仍然可能很高。

  我这样说,并不是表示现在没有通胀,而是说,在通胀的深层驱动力上,当前并没有一个骤然的变化或者转变。

  中期内中国的通货膨胀会持续积聚。不过像我刚才说的,最近的短期剧升是受暂时因素影响,在今年第四季度,我们预期中国的通胀会回到运行周期上来。而且,根据测算,我们预期结构性的高通胀会是2009年到2010年的主要问题。

  另外一个可以对今年的经济运行数据作参考的是,我们比较过若干年来瑞银统计的GDP数据和中国官方的GDP数据,发现过去5年中国官方发布的数据都比我们测算的要低。但是从2006年开始,这个差距在变小,今年的情况更有所不同。

  我们觉得这个变化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官方尽可能在调整过去的数字误差,另一方面则是有关方面放松干预走向开明,过去则可能会为了不让年底的运行数字和年初发布的目标距离太远而调整数字。

  我不认为国内经济会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问题。但是,中国经济的确正面临一个最大的不平衡因素,那就是中国的贸易顺差。目前,贸易顺差相当于中国GDP的10% 还多。中国现在每个月大概有250亿美金的贸易顺差,但在3年多前,中国的顺差还几乎是零。贸易顺差带给中国决策者们的,是看起来好像比较矛盾的处境。

  《南风窗》:针对似乎愈来愈热的经济局势,中国的决策者们比如央行,曾出台各项政策,您怎样看待?

  安德森:我们可以先看一看利率,并且梳理一下中国的线年,因为核心通货膨胀率下降了,中国真实利率就增加了。但是,从2004年以来,虽然央行连续多次提高了名义利率,但真实利率事实上是持平的、没有变化。换句话说,央行提高的商业银行存贷款利息率,并不是真的在致力于收紧货币流通。

  实际上,中国央行提高名义利率,只是为了让它能基本跟上通货膨胀率,这是一个本质上属于中性的货币政策。我并没有觉得,中国央行在它下一步的政策制定、执行过程中,会改变这一中性利率的习惯。

  中国央行既往的政策操作反映的出它更倾向于用货币数量工具(比如央行票据、债券回购)而不是利率这一资金价格工具来管理经济。我们也预期中国央行会继续这种“消极”的加息政策,以求名义利息率不要比通货膨胀率低的太多,也仅此而已。

  但是,当前中国经济最真实的一面,是持续攀升的净出口仍然带来2到3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这意味着,虽然中国官方的经济增长数据达到了11%,国内需求的增长率实际上仍然在9%以下。

  因此,任何一个对内部经济进行额外牵制的政策,都可能会压迫国内需求走向更低,从而把贸易顺差推向更高。当考虑使用收紧宏观经济的政策时,中国政府会非常谨慎。所以从理论上说,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对外贸易的根源问题上。

  首先,中国的贸易顺差增长并非来自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至少,我们没有看到更多劳动密集型出口行业在中国采购的连续增长。但是,在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行业,我们却看到了贸易顺差的大幅攀升。

  迄今,中国对外贸易变化最大的是金属和工业原材料产品,它们的出口从2004年开始已经连续递增至今。仅钢铁和钢铁产品出口,就已经占据中国过去三年贸易顺差增长总量的25%还要多。

  根据最近的数据,看不出这一出口格局有调转的趋势,同时,国内的生产仍然超过需求一个不小的比例;而市场上,也没有显现出钢铁行业发展减速的迹象。

  发改委以及其它宏观管理部门,也使用了各种方法,包括不予核准一些钢铁项目,但是没有奏效。在我们看来,唯一现存的有效政策工具就是汇率;谈到汇率,也就会谈到人民币的币值问题。

  《南风窗》:现在中国的经济局势和人民币的汇率是怎样相关的?如果汇率变化,会对经济有什么影响?

  安德森: 首先人民币并不是把中国经济拖进泥沼的原因。但是人民币的改变,能够帮助这个国家走出困境。

  在一个固定汇率的体系里,中央银行会恪守承诺,守住一个价格,买回所有市场丢到它门口的东西。从单纯技术角度讲,目前中国央行面临的美元水浸,都只是市场带给中国的。

  也就是说,人民币的固定汇率制度,不存在刻意低估以赢取出口优势的问题。而且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这一制度起到了防止人民币价格下跌的作用。 然而到了今天,如果这一政策做出改变,就能解决别的政策解决不了的经济难题。

  根据我们的研究,当前贸易顺差的问题,起源于重工业部门在2000到2003年周期性的过度投资,在2004年面临国内供给和需求严重不匹配的矛盾下,开始把过剩的产能抛向国际市场。2004年,由于当时相关产业投资过猛和银行信贷泛滥,经济泡沫化的压力迫使中央政府下大力气整顿了一轮经济。

  这些情况可以说明,事实上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对中国出口部门的影响较小,但会作用于感受到进口产品竞争压力的重工业部门——也就是连续把中国贸易顺差拉高至今的重工业部门。

  换句话说,如果人民币重新估价,中国政府就能有机会对高增长数字有所作为。行业边际收益变化后,政府可以推进过剩的重工业部门进行行业整合,部门进口会增加,贸易顺差会下降。而能耗、污染等问题,也会更容易解决。

  至于中国的出口,在一段时间内受到的影响会很小。2005年以来人民币的价格已经上涨了9%,但数据表明,中国的出口商已经把这种汇率成本上涨传递给了欧美市场。这种传递成本的能力,在于中国的出口规模。中国的出口已经不是一个单独的企业或者作坊,在国际竞争中赚取一点点收益,中国的玩具出口总量占到美国进口玩具的70%到80%,衣服鞋子出口占美国进口的40%,电子出口占美国进口的35%。所以,中国的出口有能力把成本压力传递出去。

  当然,成本、工资的上升最终会把低端制造从中国搬到越南、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但这种搬迁需要时间,不会很快发生。实际上,这些周边国家也已经在中国产品提价的时候顺便给自己的产品提了价。

  迄今为止,官方给出的反对意见立足于人民币币值的快速升值会导致经济不稳定。我理解这种担心的存在,但事实上既有的讨论并没有设定重估币值的范围。而其它亚洲经济体经常见到汇率波动,但他们的增长并没有受影响。从2005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虽然已经升值了9%,但泰铢对美元已经升值了25%,印度卢比兑美元升值了16%。

  虽然对美元和日元已经有所升值,人民币相对其它亚洲货币币值在过去三年实际是下跌的。考虑到中期的压力,如果要想对高通胀进行到位的预防,我们预期人民币需要对一篮子货币价值重估。在2007年下半年和2008年,我们预期人民币会继续升值。

  另外,我们没有发现中国经济受全球经济影响的明显痕迹,尤其是美国经济放缓,对于中国的影响被过度夸大了。